荒野奇迹—寻找回来的人类宝藏

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谁,重新让大足石刻走入了人们的眼帘?近日一个引人入胜的展览揭开了谜底。

重修县志引发史学家关注

千年前的晚唐,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一边建造着“粮贮十年,兵囤数万”的永昌寨,一边在县城北边的龙岗山开凿石造像,随后的两百多年里,官员、僧尼、信众效仿,最终缔造了如今名动世界的北山石刻。

800年前的南宋,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70余年,镌刻宝顶山南北岩石刻群像,传下宝顶石刻美谈佳话。随后的数百年里,偏居一隅的大足石刻渐渐走出了史家的笔触,远离尘嚣隐没于山林掩盖之中。

三四十年代,刘敦桢梁思成等中国建筑营造学社等一批学者先后来到大足进行过探险和考察,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深入和全面的开展保护评价和研究。也未能向世人予以昭示。

时间来到1942年,大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重修县志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大足县县长郭鸿厚将这个重任交给了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

陈习删和他的团队遍查史料,走遍了大足的山山水水。1944年冬,《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终于编撰完成。在《山脉》篇中,陈习删等人详细地记载下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石刻造像。随即,这部县志被送至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国学典馆印刷厂复印。而就是在印刷过程中,这部县志得到了时任学典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的关注。

在杨家骆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大足石刻的资料或残或缺,或不尽实。而县志里关于大足石刻的记录,终于让这位史学大家找到了宝库的钥匙。

15人考察团勘探大足石刻

不能让明珠蒙尘,杨家骆决定邀请当时来到重庆的各界专家,前往大足一探瑰宝。1945年4月25日,由15人组成的考察团筹备完毕。

史料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史学家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教育家张静秋、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故宫博物院科长庄严、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画家梅健鹰、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中国学典馆青年学者吴显齐等。

人们今天去大足一路坦途,1个多小时就到了。在70年前,考察团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才抵达大足。考察团在重庆坐上民悦轮号,乘船先到合川,住宿一晚后,再坐滑竿,经铜梁前往大足,直到27日傍晚才到达大足。

第二天一早,考察团举行了座谈会,对随后几天的科考工作进行了部署。

揭开北山宝顶石刻造像之谜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龙岗山,在这个被称为佛湾的山坳里,专家们流连忘返。当考察团成员站在千手观音的造像前时,他们被精美的石刻深深震撼。

位于多宝寺前的北塔是龙岗山的标志。沿着砖筑的阶梯,考察团成员登上北塔。绍兴、成化、万历、光绪历次的修塔记和造像记,精美的浮雕佛像,以及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八的造像镌记,都在他们的拭拂下放出新的光彩。

30日,成员们坐滑竿前往宝顶。下午1点半,考察团迈进历经了战乱和重修的圣寿寺,韦驮殿、大雄殿、燃灯殿渐次排开,斑驳的朱漆、翘角的飞檐、残存的石塔以及大宝楼阁的残址,这座宏伟却已黯旧的古刹让成员们感觉到了历史的变幻无常。

拨开时间的尘土,考察团用丰硕的工作成果解答了宝顶石刻之谜——断定赵智凤先后在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大宝楼阁。然而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宝顶就此衰微。

考察团最终确认,宝顶石刻确是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而成。同时还将宝顶石刻分为两大区,编定为75号,记有碑17种、经文5种、藏经目录1种、图记10通、图颂10首,现存有佛像约1551身,完整率79.2%。

5月5日,考察结束。在8天时间里,专家们共拍摄影片1部、照片200帧、部位图2种、摩绘200幅、拓片100通、石刻目录2种。

大足石刻在上海重装亮相

随后的两年里,专家们开始逐一整理收集到的大足石刻相关资料。这是对大足石刻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确立了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三足鼎立的历史地位,使沉寂近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关于大足石刻的一篇篇研究报告开始见诸报端。顾颉刚《大足小志》、杨家骆《大足石刻及其背景》、朱锦江《大足石刻艺术批评》、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考》、傅振伦《漫话大足石刻》等学术著作及论文陆续在全国各大媒体或文史杂志中刊出,在重庆引起轰动,也成为抗战胜利前夕全国的文化盛事。

1947年2月,杨家骆在上海首次向世界公布大足石刻,并在《环球画报》刊发石刻图片。至此,大足石刻开始以其精美的造像风格蜚声中外。

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邀组“四川古代雕塑考察团”赴川。美术家们在《人民日报》、《文物》等报刊上著述:大足石刻大多是宋代作品……同绘画与瓷器工艺一样,经过了唐代的一个高峰,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1958年,文物出版社又为之出版发行《大足石刻》图书。

1961年,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受周总理嘱托,对当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进行调查,大足石刻被列入他的行程之中

大足石刻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开辟了石窟艺术的新天地。石刻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别具一格。造像选材源于经典,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造像内容表现出“孔、老、释迦皆至圣”的局面,对后世民间宗教信仰影响深远。造像表现形式打破了宗教雕塑的旧范式,创造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神像人化、人神合一的雕塑形式。造像表现手法力求与通俗审美紧密结合,将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

杨家骆在1949年迁居台湾,继续从事古代史教学研究。当年他第一次组织的对大足石窟群的考察虽然阵容强大,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仍未能充分展开。他暗下决心一定尽快再次来大足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研究。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破灭了。并从此再未能与大足石窟重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融冰开放往来,杨家骆的愿望重燃心头,但几经挫折,直到九十年代杨家骆在美 国病逝终未成行。杨家骆是第一个发起大规模研究宣传大足石刻的人,在海外漂泊的日子仍然科研不坠,陆续出版了专著向世界介绍大足石窟群的唯一的不可多得的价值。